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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翻譯研究小結
2009-06-14 11:28:44   來源:嚴復翻譯   評論:0 點擊:

 去年是嚴譯《天演論》正式刊行一百一十周年,但是就其始譯時間與初版時間以及嚴復翻譯活動始于何年,國內譯學界、史學界、思想界、學術界經常混淆,是個值得澄清的問題。
  《天演論》始譯與初版時間,國內目前有幾種看法,擬舉最近十年頗具代表性的觀點:
  嚴復從一八九六年起到一九○八年間,先后翻譯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譯:《天演論》)……(李憲堂:《嚴復與〈天演論〉》,載《光明日報》二○○七年十月十一日)
  嚴復于一八七九年回到中國,僅一年過后,使他聞名于世的譯著,即基于托馬斯·赫胥黎(T. H. Huxley)的《進化與道德》(Evolution and Ethic)翻譯而成的《天演論》出版了。(孫迎風:《離散譯者的文化使命》,載《中國翻譯》二○○六年第一期,6頁)
  一八九六年,嚴復翻譯了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論》。(閔杰:《戊戌風云》,29頁,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嚴復的翻譯活動開始于一八九二年,最早譯出來的是宓克(A. Michie)的《支那教案論》(Missionaries in China),……一八九七年,嚴復翻譯及出版了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中《序論》及《本論》兩篇,名為《天演論》。(王宏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90頁,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版)
  嚴復的譯事開始于一八九八年,他以精熟的海軍戰術和炮臺學的留英學生的身份,而去譯介西方的人文學術思想著作,這本身就值得注意。(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嚴復卷·總序》,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翻譯理論與實務叢書”總主編羅進德在“劉宓慶譯學著作全集代序”(見劉宓慶:《文體與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二○○六年版)中指出:“我們有的學者教授,談起外國理論和術語如數家珍,可是談起中國事情,開口便錯。有的說嚴復從英國回來'僅一年過后’就翻譯出版了《天演論》。”翻譯學界有些學術專著也是如此,如果說上引王宏志的認識有偏差,可歸因于作者來自文論研究領域,有所偏誤,可以理解,那么高惠群、烏傳袞著《翻譯家嚴復傳論》在“附錄二·嚴復年譜”中未注明嚴復開始翻譯的年代,沈蘇儒在《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28—36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年版)中論及嚴復的時代、生平及其翻譯業績,對其翻譯活動的肇始也只字未提,則有些令人遺憾。
  嚴復翻譯活動到底始于何年?《天演論》出版于何年?不僅翻譯界需要澄清,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也需要了解。其實,嚴復最早的翻譯活動始于他留學倫敦的一八七八年十一月,時年二十五歲,譯蒲日耳著《游歷日記》,又譯《泰晤士報》報道文章《中國初次遣派駐英欽差大臣將啟程離英》,送呈駐倫敦中國公使郭嵩燾。一八七九年回國,他并未馬上投身翻譯。究其因:“他們中的許多人并不是一開始就致力于學術,而是受時代潮流的激蕩,往往一個時期無意為學,有心問政。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黃侃、熊十力等莫不如是。……但是中年以后,漸悟政治之不可為,轉而潛心學術,又卓然立說成家。”(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嚴復卷·總序》,55頁)嚴復正是此類人物之一。回國后,一八八○至一八九四年他一直從教,曾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會辦、總會辦;其中四次鄉試,還是一門心思要入仕途,嚴復屢考屢敗,屢敗屢試。其間還曾與人合股開礦,以實業改善經濟狀況;僅在一八九二年讀英國傳教士宓克著《支那教案論》,并著手翻譯此書。十五年間,因好諍言,由原先的為清朝高官所看重落得后來只為其專用的境地,他感到官場失意,心懷滿腔激憤,又恰逢一八九四年民族危機加深,因此決意“致力譯述以警世”,轉入規模性的翻譯活動。其中最著名的《天演論》起筆翻譯應該在此之后不久,而不是學界所說的一八八○、一八九七年,更不是一八九八年。
  我們不妨用排除法和推測法來探究《天演論》的始譯時間。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至一八九八年二月,嚴譯赫胥黎著《天演論懸疏》(即《〈天演論〉導言》),載《國聞匯編》第二、四、五、六冊;一八九七年二三月間,以《天演論》乞吳汝綸作序;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五日,撰《天演論》序。上述事實表明,《天演論》應該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間。而且《天演論》的始譯時間與甲午戰爭相關。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甲午戰爭爆發;十月至十一月為戰爭第二階段,清軍陸、海兩條戰線均顯敗績;十二月至次年三月為第三階段,清軍在山東半島和遼東兩個戰場全面潰敗;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北洋艦隊覆滅,半月之后他寫道:“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眾,一戰而翦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京戒嚴,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覆我海軍。”(《原強》,載《天津直報》一八九五年三月四至九日)。此間,嚴復最有可能翻譯《天演論》。另外,現今發現最早的《天演論》譯本,一八九五年三月由陜西味經售書處刊印,它無自序和吳汝綸序,無譯例言,文字與后來譯本有較大出入,表明該譯本為初稿,是應急之譯,情急之譯。進一步表明:一部五萬字左右的小冊子嚴復獨譯,毛筆書寫甚至是謄抄,大約需要兩個月;譯稿從天津傳至陜西,加上刻版、校對、印刷、裝幀等,大約需要一個月。從譯到印,前后至少得三個月。從一八九五年三月往回推算,起譯時間也應在一八九四年底至一八九五年初。而一八九八年六月湖北沔陽盧氏慎始基齋私自木刻印行的是第一個通行本,同年十二月天津侯官嗜奇精舍石印發行的是刻印質量最好的版本之一。一九○五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鉛印出版。
  嚴復從譯時間持續了三十八年(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前十六年基本上無成就,除《天演論》外,其余七大名譯成于后二十二年(一八九四——一九一六):《群學肄言》(一八九七——一九○三)、《原富》(一八九七——一九○○?)、《群己權界論》(一八九九)、《社會通詮》(一九○三)、《穆勒名學》(一九○○——一九○二)、《法意》(一九○○?——一九○九)、《名學淺說》(一九○八)。一九一二年后,五十九歲的嚴復擬續譯《穆勒名學》,未果;一九一四年,譯了衛西琴著《中國教育議》,由上海文明書局出版,并在湖南、云南、浙江等地報刊上連載;一九一五年,摘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進展狀況,呈送袁世凱;一九一六年十二月,用英文撰寫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Political Societies in China(《中國古代政治結社小史》)刊于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國社會與政治科學學報》)第一卷第四期,同時擬續譯《法意》和《穆勒名學》,未果。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嚴復不再涉及翻譯。就在他去世的一九二一年,《天演論》印行第二十版,可見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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